把郵政海洋里的珍珠串成項鏈

　　記者：為什么想到要創作這么一部反映百年郵政史的長篇小說？

　　汪一洋：接觸到《國脈》這個題材，是在2017年初夏。契機是著名導演高希希和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準備合作拍攝一部百年郵政題材的影視劇。此事已策劃并推行了大半年，也請許多編劇創作過大綱，但都不大理想。后來共同決定請一位作家先創作一部小說，再根據小說來改編影視劇。非常偶然也非常突然的，我就被帶到了籌備會現場。有點臨危受命的意味。

　　說實話，當時我對郵政的理解僅僅局限于郵票、郵遞員這樣非常狹窄而淺顯的層面。所以，面對現場十幾位郵政人期待的眼神，我心里非常忐忑，沒底。我誠實地說：“我對郵政知之甚少，如果現在我就告訴你們我有了什么樣的創作思路，我該怎么寫，甚至幾天之后就交給你們一份創作大綱，那是不可能做到、更是極不負責任的。既然要寫百年郵政，我就必須深入到郵政內部，從郵政的海洋里尋找到珍珠，再來決定我將串成什么樣的項鏈。”沒想到，這個提議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有一位郵政領導信心十足地說：“這個創作就交給你！放心吧，郵政里的珍珠太多了，就看你有沒有發現的眼睛。”我說：“世間最難辜負的就是信任。你們把任務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記者：《國脈：誰寄錦書來》這個書名有什么特別的含義嗎？

　　汪一洋：“國脈”一詞，語出周恩來總理對郵政的題詞：“傳郵萬里，國脈所系?！薄罢l寄錦書來”取意李清照的詩詞：“云中誰寄錦書來?！编]政，或者鴻雁使者的使命是書信傳遞。這種為國、為民、為事業的信念，在蘇區、解放區可體現為“郵件大于生命”的雞毛信精神；在國統區可體現出融合親情、友情、愛情的紐帶作用；在抗戰時期，可彰顯出國共兩黨在通郵上和諧共存的國脈精神。雖然，當下用書信交流的方式已經很稀有，但在解放前，書信即是郵政的代名詞。“家書抵萬金”。所以，在本書中，特意選取了十幾封書信，突出郵政的特點，有別于其他任何題材，也是對書信年代的懷念和致敬。

　　一部展現家國情懷的大作品

　　記者：這部小說為我們講述了一個什么樣的故事？

　　汪一洋：這是一部家國情懷的大作品，百年郵政，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國脈：誰寄錦書來》，時間跨度從1896年大清郵政創辦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主題故事從1924年到1949年，背景在上海灘，講述一個普通郵工投入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一舉成為工人運動領袖，最終帶領中國兩百萬勞工投到共產黨麾下，協助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自己成長為新中國首任郵電部部長。

　　記者：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有生活原型嗎？為什么要以他為原型？

　　汪一洋：領受任務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郵政的采風之旅。首先是到文史中心，參觀了郵政郵票博物館，內容太豐富，太廣博，看得有點“頭昏眼花”。館長隆重給我介紹了新中國首任郵電部部長朱學范，此人經歷非常有傳奇色彩，既是杜月笙的首席大弟子，又是國民黨黨員，后來又成為新中國第一任郵電部部長，做到人大副委員長。當時，我只記住了他的一雙眼睛，特別的明亮、銳利，似乎能洞穿一切。

　　我發現，幾乎郵政的大事件，朱學范都在場，他個人的獨特經歷幾乎串起了整個郵政史、工人運動史。郵政關乎民生、關乎千家萬戶，也關乎國家的命運，所以，《國脈：誰寄錦書來》是一部家國情懷的大作品，而只有把朱學范作為主人公，才當得起這個主題。

　　確立了這個思路，我在郵政集團公司的幫助下，去往上海、天津、山東等地采風，并通過各種努力，采訪到了朱老的兩個兒子，一個曾是民革中央主席，一個是前駐黎巴嫩大使，如今都已是八十歲高齡。從他們那里，我獲得了許多珍貴的細節。讓我更加感動的是，朱老的五位孫子孫女分別從美國、香港、上海等地奔赴北京，一起接受我的采訪，我得到了許多任何書本和資料里都未曾記錄過的真實、鮮活、獨特的素材。

　　現實主義題材里的百年郵政

　　記者：創作中，你如何把握好講故事與歷史真實之間的平衡？

　　汪一洋：這畢竟是一部小說，不是史書，也不是紀實文學，所以，書中的相關史實雖都是真實的，都經過嚴謹的考證，都是有據可查的，也都經過了歷史專家和郵史專家的審讀把關，反復修改打磨。但出于小說藝術和戲劇的需要，其間的人物關系和人物情感都是虛構的，所以在這里也要提醒讀者，千萬不要對號入座。

　　記者：從采訪到創作，你經歷了多長時間，修改了多少次？

　　汪一洋：從采風到創作完成，歷經了整整兩年的時間。

　　這部作品是我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為了這部作品，我閱讀了數百萬字的資料，跑遍了大半個中國，采訪了上百位郵政職工。行走在祖國的大地上，我深切地感受到現實里的故事是那么精彩、那么生動、那么感人，哪里是作家閉門造車可以編造得出來的。

　　從前，我的作品初稿完成后，再做一遍文字的修改潤色，基本就可交差。但這部作品初稿完成之后，竟反反復復修改打磨了一年時間，直到今年初，已交付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后，還在反復修改打磨。直到下印廠的前一天，還去出版社做了最后一遍檢查，力爭做到精益求精，不留硬傷。這在我個人的創作史上，是第一次，也深刻領會到，好文章是改出來的。

　　記者：面對這么一個陌生的領域，在創作中是否遇到過困難？如何克服？

　　汪一洋：初稿完成后，郵政集團公司迅速組織了全國數十位專家到京舉行研討會。一部作品從初稿便開始研討，是很少見的。大多數專家的評價都是極高的。有一位郵政的老作家說，自己在郵政工作數十年，一直有心愿想把郵政故事寫成小說，但郵政體量太龐大了，感覺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嘴。看了這部小說后非常感動，認為超出了他的預期，也彌補了他的遺憾。

　　當然，也有一些專家提出質疑。比如說，“九·一八”事變之后，整個東北都淪陷了，唯有郵政不肯妥協，成為“最后的旗幟”。關于這一節，有一位年輕人說我“編得太假了”：數千名東北郵政職工為了民族氣節、家國情懷，遠離故土，拋家舍業，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撤回關內，這種事情怎么可能發生？我啼笑皆非。這么重大的史實，這么偉大的壯舉，居然連郵政人都不知道！所以，我想到的是：一、別人不信，認為編得太假，是我的問題，說明我寫得還不夠到位，需要從文學角度大力修改；二、如此重大的史實，連郵政人都不知道，說明郵政的故事確實缺乏宣傳，如果再不寫出來呈現給世人，這么多感人的故事、偉大的壯舉，就會徹底被湮沒在歷史里。這也增加了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記者：聽說你還要寫《國脈》下部，能否提前給讀者透露一下你的構想？

　　汪一洋：剛剛提到過，上卷從1896年寫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而下卷是從1949年寫到2018年，暫定名為《國脈：八千里路云和月》，主體時間是1978~2018年。從郵政的興衰，寫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發展變化。

　　郵政的變遷歷史是中國時代變遷歷史的一個縮影，又與每一個個體緊緊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