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堅守四川省木里縣“馬班郵路”32年的鄉郵員王順友同志因病逝世。在沉痛哀悼之際，我們以新華社2005年6月2日發布的長篇通訊《索瑪花兒為什么這樣紅》，來回顧這位全國優秀共產黨員一生忠誠于黨、忠誠于人民，忠實履行“人民郵政為人民”初心使命的先進事跡、感人故事。再讀《索瑪花兒為什么這樣紅》，深切緬懷馬班郵路忠誠信使王順友！

　　眼前這位苗族漢子矮小、蒼老，40歲的人看過去有50開外，與人說話時，憨厚的眼神會變得游離而緊張，一副無助的樣子，只是當他與那匹馱著郵包的棗紅馬交流時，才透出一種會心的安寧。

　　整整一天，我們一直跟著他在大山中被騾馬踩出的一趟腳窩窩里艱難地走著，險峻處，錯過一個馬蹄之外，便是萬丈懸崖。

　　傍晚，就地宿營，在原始森林的一面山坡上，大家燃起篝火，扯成圈兒跳起了舞。他有些羞澀地被拉進了跳舞的人群，一曲未了，竟如醉如癡。“我太高興了！我太高興了！”他嘴里不停地說著。“今晚真像做夢，20年里，我在這條路上從沒有見過這么多的人！如果天天有這么多人，我愿走到老死，我愿……”忽然，他用手捂住臉，哭了，淚水從黝黑的手指間淌落下來……

　　這就是那個一個人、一匹馬、一條路，在大山里默默行走了20年的人嗎？

　　這就是那個20年中行程26萬公里——相當于21趟二萬五千里長征、繞地球赤道6圈的人嗎？

　　這就是那個為了一個簡單而又崇高的使命，在大山深谷之中窮盡青春年華的人嗎？我流淚了。

　　在這個高原的夜晚，我永遠地記住了他——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馬班郵路鄉郵員王順友。苗族名字：咪桑。

　　如果說馬班郵路是中國郵政史上的“絕唱”，他就是為這首“絕唱”而生的使者

　　王順友的話不多，卻見心見肝。他說，他常常覺得自己這一輩子就是為了走郵路才來到人世上的。

　　馬班郵路在正式文字中被定義為“用馬馱著郵件按班投送的郵路”。在21世紀的中國郵政史上，這種原始古老的通郵方式堪稱“絕唱”，而在木里人的眼里，這卻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木里藏族自治縣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緊接青藏高原。這里群山環抱，地廣人稀，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只有9個半人。全縣29個鄉鎮有28個鄉鎮不通公路，不通電話，以馬馱人送為手段的郵路是當地鄉政府和百姓與外界保持聯系的唯一途徑。全縣除縣城外，15條郵路全部是馬班郵路，而且絕大部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

　　王順友至今記得，他8歲那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做鄉郵員的父親牽著馬尾巴撞開家門，倒在地。“雪燒傷了我的眼睛。”母親找來草藥煮沸后給父親熏眼。第二天清早，父親說，看到光亮了。他把郵件包往馬背上捆。母親抱著他的腿哭。父親罵她：“你懂什么！縣里的文件不按時送到鄉上，全鄉的工作就要受影響。”

　　11年后，父親老了，他把郵包和馬韁繩交到了19歲的兒子手上，那一刻，王順友覺得自己長大了。他開始沿著父親走過的郵路啟程，負責木里縣至白碉鄉、三桷埡鄉、倮波鄉、卡拉鄉的馬班鄉郵投遞，郵路往返584公里。

　　年輕的鄉郵員第一次感受到了馬班郵路的遙遠和艱辛。他每走一個班要14天，一個月要走兩班，一年365天，他有330天走在郵路上。他先要翻越海拔5000米、一年中有6個月冰雪覆蓋的察爾瓦山，接著又要走進海拔1000米、氣溫高達40攝氏度的雅礱江河谷，中途還要穿越大大小小的原始森林和山峰溝梁。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泥，餓了吞幾口糌粑面，渴了喝幾口山泉水或啃幾口冰塊，晚上蜷縮在山洞里、大樹下或草叢中與馬相伴而眠，如果趕上下雨，就得裹著雨衣在雨水中躺一夜。同時，他還要隨時準備迎接各種突來的自然災害。

　　有一次，他走到一個叫白楊坪的地方，下起了暴雨，路被沖毀了，馬一腳踩滑跌向懸崖間，他想伸手去拉，也掉了下去，幸虧雙雙被一棵大樹擋住。他摔得頭破血流，眼睛和半邊臉腫得沒了形。當時他真想大哭一場，盼望著有個人來幫一下多好啊！可是除了馬、郵件，什么都沒有。

　　這些艱辛在王順友看來還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心頭的孤獨。郵路上，有時幾天都看不到一個人影，特別是到了晚上，大山里靜得可怕，伸手不見五指，他能感覺到只有風聲、水聲和不時的狼嚎聲。家中操勞的妻子、年邁的父母、幼小的兒女……此刻就會像走馬燈一樣在他的腦子里轉，淚水落下一行，又落下一行。于是他便喝酒，讓自己的神經因麻木而昏睡過去，因為明天還要趕路。

　　如果僅僅是為了一個飯碗，王順友在這條馬班郵路上或許早就堅持不住了。讓他最終堅持下來的，是這條郵路傳達給他的一種神圣。

　　“每次我把報紙和郵件交給鄉親們，他們那種高興勁就像過年。他們經常熱情地留我住宿，留我吃飯，把我當成共產黨的大干部。這時，我心里真有一種特別幸福的感覺，覺得自己是一個少不得的人！”這是王順友最初感受到的鄉郵員工作的價值。

　　白碉鄉鄉長王德榮曾對他說過這樣的話：“你的工作雖然不是驚天動地，但白碉鄉離不開你。因為你是我們鄉唯一對外的聯絡員，是黨和政府的代表。藏民們有一個月看不見你來，他們就會說：‘黨和政府不管我們了。’你來了，他們就覺得黨和政府一直在關心著他們！”這話讓王順友心里滾燙。

　　一次，王順友把郵件送到倮波鄉政府，就在他牽著馬掉頭的時候，看見鄉干部正翻閱著報紙說“西部大開發太好了，這下子木里的發展要加快了！”一時間，王順友高興得像是喝了蜜，因為鄉干部看的報紙是他送來的，這薄薄的一張報紙竟有這么重的分量？！他越來越覺得鄉郵員工作了不起。

　　于是，王順友在馬班郵路上一年一年地走下來，至今已經走了20年，而且還在繼續走著。郵路上的每一天，他都是穿著那身綠色的郵政制服，他說：“山里鄉親們盼望我，其實是盼望穿這身制服的人。”郵路上每一天，他都像保護命根子一樣保護著郵件，白天郵包不離身，晚上郵包當枕頭，下雨下雪，他寧肯自己淋個透，也要把郵包裹得嚴嚴實實。郵路上的每天，他都會唱起自編的山歌，雅礱江的苗族人本來就愛唱歌，他說：“山歌是我的伴，也是我的心。”

　　翻一坡來又一坡，

　　山又高來路又陡，

　　不是人民需要我，

　　哪個喜歡天天走。

　　太陽出來照山坡，

　　照亮山坡白石頭，

　　要學石頭千年在，

　　不學半路草鞋丟。

　　這是王順友無數山歌中的一首，郵路成為他心中一道神圣的使命。既然他深愛著自己大山連大山的故鄉，既然他牽掛著山里的鄉親們，既然他崇敬著像太陽一般照耀著大山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既然他生在中國郵政史上馬班郵路的“絕唱”之年，那就上路吧！一個心懷使命的人，才是個有價值的人。 

　　如果說馬班郵路是一種“心”的冶煉，他在這冶煉中鍛鑄了最壯美的詞句——“忠誠” 

　　王順友愛看電影，特別愛看關于英雄的電影，他說，這是父親給他的遺傳。父親年輕時參加過“剿匪”，打仗不怕死，常教導兒子不要向任何敵人投降。當王順友第一次在電影《英雄兒女》中看到那個高喊“向我開炮”的王成時，便敬佩上了他。“王成和我一個姓，他不怕死，為了黨，命都敢丟。現在沒有打仗的機會了，把信送好就是為黨做事。” 

　　1988年7月的一天，王順友往倮波鄉送郵件，來到雅礱江邊，當時江面上還沒有橋，只有一條溜索。他像往常一樣先把馬寄養在江邊一戶人家，然后自己背上郵包，把繩索捆在腰上，搭上滑鉤，向雅礱江對面滑去。快滑到對岸時，突然他身上掛在索道上的繩子斷裂了，他大叫一聲，從兩米多高的空中狠狠地摔下去，萬幸，落在了沙灘上，但郵包卻被甩進江里，順水漂去。王順友瘋了一般，不識水性的他抓起一根樹枝就跳進了齊腰深的江水中，拼命地打撈郵包，等他手忙腳亂地把郵包拖上岸后，人一下子癱倒了。岸上有人看到這驚險的一幕，連說他傻，為了一個郵包，命都不要了。他說：“郵包比我的命金貴，因為那里面裝的都是政府和鄉親的事！” 

　　2000年7月一天的傍晚，他翻越察爾瓦山時，突然從樹叢中跳出兩個劫匪，嚎叫著要他把錢和東西都交出來。他本能地向前跨出一步，用身體護住了馱在馬背上的郵包，大聲喝道：“我是鄉郵員，是為黨和政府服務的，是為鄉親們送信的。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說著，他抽出隨身攜帶的柴刀，死死地盯著劫匪。兩個劫匪一時竟被這個一身正氣的鄉郵員嚇呆了。趁他們出神的空當，王順友疾步上馬，沖了過去。事后有人送他一個綽號“王大膽”，他說：“其實我心里也怕得很，是這身郵政制服給我壯了膽。” 

　　這身郵政制服給予王順友的何止是膽？它給了他一個馬班郵路鄉郵員的最高品質——忠誠。這也是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忠誠灑滿了他郵路上的每一步。 

　　1995年的一個秋天，王順友牽著馬走過雅礱江上剛剛修建起的吊橋，來到了一個叫“九十九道拐”的地方。這條由馬幫踩出的羊腸小道陡峭地盤旋在懸崖峭壁之間，走在這條路上，馬的糞便可以直接落在后面的馬和人身上，跟在后面的人只能看到前面馬的尾巴，路的下面便是波濤洶涌的江水，稍有不慎，就會連人帶馬摔下懸崖，掉入江中。 

　　王順友小心翼翼地跟在馱著郵件的馬后邊，一步一步地向前邁，眼看就要走出“九十九道拐”了。突然，一只山雞飛出來，嚇得馬一個勁地亂踢亂跳，他急忙上前想拉住韁繩，誰知剛一接近，受驚的馬抬起后腳便朝他蹬來，正蹬中他的肚子，一陣劇疼之后他倒在了地上，頭上的汗水大顆大顆地往下落。 

　　過了很久，受驚的馬終于安靜下來，它回頭看著主人痛苦的樣子，眼神變得悲哀而凄婉，用嘴一下一下不停地蹭著王順友的臉。王順友流淚了，他抬起手向馬做了一個手勢，告訴它不要難過，他不怪它。他忍著疼痛慢慢地站起來，牽上自己的伴兒，繼續上路了。一路上疼痛不斷加劇，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實在挺不住了，就倒在地上躺一會兒，就這樣，堅持把這班郵件全部送完。 

　　9天以后，他回到木里縣城，肚子已經疼得受不了。鄰居用拖拉機把他拉到了醫院，醫生檢查后大吃一驚：大腸已被踢傷，由于耽擱時間太久，發生嚴重的腸粘連。醫生說，再晚些時間，命就沒了。經醫院全力搶救，王順友總算保住了一條命，但他的大腸從此短了一截，留下終身殘疾，肚子經常作痛。 

　　我直截了當地問王順友，有沒有想過不干這份工作了，哪怕去打工。他認真地告訴我：“不可能。鄉親們需要我，他們等著我帶給他們親人的消息，鄉政府盼著我帶給他們黨的聲音。我做這個工作是給黨和人民做事，有人喜歡我；如果我打工，只是個人掙錢，沒人喜歡我。我只有為黨和人民做事，心里才舒坦，好過。” 

　　這個苗族漢子的話，句句都是從心窩里淌出來的。正是憑著這樣一顆心，20年來，他沒有誤過一次郵班，沒有丟失過一封郵件和一份報刊，投遞準確率達到百分之百。 

　　“山若有情山亦老”。如果王順友走過的郵路可以動情，那么，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道嶺，每一棵樹，每一塊石頭，都將灑下如詩如歌的淚水，以敬仰這位人民的鄉郵員，用20年雖九死而不悔的赤心，鍛鑄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事業的最高貴的品質——“忠誠”。 

　　如果說馬班郵路是一條連接黨和人民的紐帶，他就是高原上托起這紐帶的脊梁 

　　跟著王順友一路跋涉，終于來到了他郵路上的第一個大站白碉鄉。路邊等候著一群鄉親，見到他，都圍了上來。有人給他遞茶，有人往他口袋里塞雞蛋，還有一個鄉親竟抱來一只活生生的老母雞捆到了他的馬背上。王順友像個遠道回家的大孩子一樣，高興得牙齦都笑得露了出來。晚上，坐在一戶鄉親家的小院里喝酥油茶，他對我講：“每次走到鄉上都是這樣，鄉親們需要我，我也離不開他們。” 

　　山里人交朋友是以心換心。他們對這位鄉郵員的情意，讓我更深切地觸摸到了王順友的一顆心。 

　　1998年8月，木里縣遭受百年罕見的暴雨和泥石流襲擊，通往白碉鄉的所有大路、小路全被沖毀，這個鄉幾乎成了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島。按規定，這種情況王順友可以不跑這趟郵班。但是，當他在郵件中發現了兩封大學錄取通知書時，便坐不住了。他清楚地知道對于山里的孩子來說，這兩份通知書意味著什么。“我決不能耽擱娃兒們的前程！”他上路了。 

　　王順友是怎樣拽著馬尾巴連滾帶爬地走到白碉鄉，他已經記不清了。但是當年接到通知書的布依族女孩海旭燕和藏族女孩益爭拉初的家人至今都清楚地記得，當他們在連日的絕望中打開家門，看到一身水、一身泥、腿上流著血的王順友，從懷里掏出那封用塑料袋裹得嚴嚴實實、滴水未沾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時，全家都哭了。 

　　現在，這兩個女孩都已經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益爭拉初的父親王八金紅著眼圈說：“咪桑是一個最忠誠的人，是我們這里離不開的人！” 

　　王順友的確是大山里離不開的人。因為他的付出，鄉親們更多地感受到了大山外面世界的溫暖。 

　　郵路上的深山里零零星星地散居著一戶戶人家，他們附近沒有集鎮，更沒有郵局，王順友就成了這條路上的“流動郵局”。20年中，他代收、代發信件和包裹不計其數。他走郵路的時候，總有一些鄉親拿著信件和包裹早早在路邊守候著，請他代寄到外地。很多山里的人不知道郵寄信件和包裹是需要郵資的，每次王順友都是一聲不響地收下，回到縣城后，再自己掏錢貼上郵票或付上郵費，把它們寄出去。 

　　山里的居民，生活大都十分貧困，他們與外界的聯系常常僅僅是買些鹽巴、茶葉，而就這點東西也得在大山里往返三四天才能買到。看到這些情景，王順友心里很難過，便在每次跑郵路時，裝上幾包鹽巴、茶葉和藥，山里人誰需要了，他就遞上一包。看到他們接過包包時臉上綻放出的笑容，心頭便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好事做多了，鄉親們都說王順友是雷鋒。他說：“我比不上雷鋒，但我要學雷鋒。” 

　　按照規定，鄉郵員只要把信件送到每個鄉的鄉政府就算圓滿完成任務。但王順友總是堅持把信件直接送到農戶。他說：“鄉里的干部忙，沒時間送信，讓鄉親們跑老遠的路到鄉上來取信，我不忍心。我多走幾步，大家都方便了。”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王順友從木里走到白碉鄉已經是第三天了，他的手上有一封寄給白碉鄉呷咪坪村陶老五家的信，猜想可能是陶家十多年沒有音信的女兒寫來的。他放下鄉里的報紙，水沒顧得上喝一口，又上路了，在雪地里走了10多公里，把信交到了陶老五的手上。信果然是陶家女兒寫來的，說她已經在外面結婚生子，還附了一張孩子的照片。陶家人喜極而泣，王順友也高興地流淚了。 

　　1997年，從木里縣城到白碉鄉的公路全線貫通，乘車只需要4個小時就可以到達。王順友完全可以改道走公路直達白碉，既安全又省力。可他依然牽著馬，翻山越嶺步行兩天到白碉。有人想不明白，說他傻。他卻說：“不是我傻。如果改道，我是方便省力氣了，可雪山下那些托我帶信、帶包裹的鄉親們就不方便了。所以，我還要繼續走這條路!” 

　　2004年秋天，國家組織的為老少邊窮地區白內障患者免費實施復明手術的“健康快車”駛進木里。木里縣殘聯的同志把通知書交到王順友的手上，希望在“健康快車”離開木里之前能把它送到倮波鄉，因為那里有因白內障而失明的老人。 

　　當時王順友正患胃痛，可他什么也沒說，牽著馬上路了。他幾乎是一路急行軍，沒有吃過一頓安穩飯，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只要兩條腿能動，他就不停歇地走，結果，7天的路，竟用4天趕到了。這時，他已經被病痛和過度的勞累折磨得不成樣子，兩手捂著胃，臉白得像紙，虛汗不停地往下淌，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他被送進了鄉醫院。 

　　當天晚上，“健康快車”的消息傳遍了倮波鄉每一戶人家，王順友為送通知生病的消息也隨之傳開了。第二天一大早，鄉親們涌到了醫院，一位雙目失明的藏族老阿爸，拿著家里僅有的幾個雞蛋，讓人攙扶著來到王順友的病床前，拉著他的手，不停地抹淚，嘴里反復地念叨著：“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一顆金子的心，換來的是金子的情。馬班郵路沿途的鄉親們都把王順友當成自家的親人，每當他要來的日子，許多人家就會等在路邊，拉他到家里喝茶吃飯，走時，他的口袋里會塞滿雞蛋、核桃、水果等各種好吃的東西。 

　　2003年冬天，王順友送郵途中胃病犯了，躺倒在倮波鄉一戶叫邱拉坡的人家。他歇了半天，堅持要繼續上路。邱拉坡勸阻無效，又放心不下，于是就把手頭上的活交代給家人，陪著生病的王順友一起上了路，走了整整6天，直到把郵件送完，又把王順友送回木里家中。 

　　王順友是幸福的，他的幸福來自于他的工作。盡管他長年一個人默默地行走，但是他的胸膛間卻激蕩著大山內外的心聲；盡管他身軀矮小，但是他卻在黨和人民之間托起了一條血脈相連的紐帶；盡管他樸實如石，但是他又挺立如山。他就像高原上的一道脊梁，用無聲的力量實踐了自己心中一個樸素的信念：為黨和政府做事了不起，為人民做事了不起！ 

　　如果說馬班郵路是一個人的長征，這條長征路上凝結著他全家人崇高的奉獻 

　　一提到家，王順友總是說：“我有三個家，一個在山上，一個在路上，一個在江邊。” 

　　江邊的家是他住在雅礱江邊白碉鄉老家的父母的家。這個家厚載著對他的養育之恩，他本當在父母的膝前盡忠盡孝，然而，老父親在把馬韁繩交給他的那一天告訴他：“你只有為政府和鄉親們把這件事做好了，做到底，才是我的好兒子！”一句話，交給了他如山的使命，也讓他永遠地負了一份做兒子的心債：是他的弟弟們在替他這個長子孝敬著老人，最疼他的老母親活著沒得到他一天的照料，臨病逝前，喊著他的名字，見不到他的身影。那一刻，他正在郵路上翻越雪山。從此，頂著藍天的雪山，成為他心中永遠的痛！ 

　　山上的家是他和妻子兒女在木里城外一個叫綠音塘的山腰間建起的清貧小窩。他和妻子韓薩結婚那年，也正是他從父親的手里接過馬韁繩的那年。他們結婚20年，他在郵路上跑了20年，20年算下來在家的日子不到兩年。三畝地，三頭牛，十幾只羊，四間土坯房，一雙兒女——這個家全部是由妻子一個人苦苦撐起來的。韓薩說她自己是“進門門里沒人，出門門外沒人”，想得太苦了就拿出丈夫的照片看看。由于操勞過度，她的身體很壞，長年生病。而這樣的時刻，王順友總是在路上。 

　　有一次，韓薩病了，因為沒有錢，去不了醫院。當時兒子在學校，女兒去了親戚家，她只好一個人躺在家里苦熬著。不知道熬了幾天幾夜，當王順友從郵路上回來時，她已經說不出話來，望著丈夫，只有眼淚一股股地往下流。王順友向單位的工會借了1000元錢，把妻子送進了醫院，服侍了她3天。3天后，妻子出院，他又要上路了。握著韓薩的手，他心頭流淚，輕輕說：“人家還等我送信呢！”善良的女人點點頭。 

　　這樣的記憶，又何止一次兩次。那一次，是鄰居發現了幾天不吃不喝、已經病得奄奄一息的韓薩，撒腿跑了兩個多小時，趕到縣郵政局報信，才保住了她一條命。而那時，王順友離家還有3天的路程。 

　　有人曾問韓薩，想不想讓王順友繼續跑郵路？她的眼淚一下子出來了。“只要他天天在家，哪怕什么活也不干，我也高興。可他送信送了20年，你要讓他不送，他會受不了的。郵路是他的命，家是他的心哪！” 

　　韓薩真的是最懂得王順友的女人，這個家的確是他放不下的心。他有一本發了黃的皺巴巴的學生作業本，每一頁上面都記滿了他在郵路上唱的山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相思相盼的情歌。他說：“那是唱給韓薩的。”說這話時，他眼里有淚。 

　　高山起云遮住山，

　　馬尾纏住釣魚竿，

　　藤兒纏住青崗樹，

　　哥心纏住你心肝。

　　獐子下山山重山，

　　巖間燒火不見煙，

　　三天不見你的面，

　　當得不見幾十天。 

　　優美哀婉的歌詞里，蘊滿了多少離別之苦。 

　　幸福因為稀少而珍貴。王順友對家人的每一點細微處，都流淌著這個情重意重的苗族漢子的摯愛。郵路上鄉親們塞給他的好吃的東西，哪怕是一個果子，一顆糖，他從來舍不得吃一口，總是帶回家，讓妻子兒女品嘗；每一趟出門，他總是把家里的事一件件安排好，把妻子要吃的藥一片一片地數好，包好，千叮嚀，萬囑咐。他對記者說：“每次郵路上回來，當老遠能看見半山腰的家時，心里就開始慌得不得了啦，巴不得一縱身就跳到家里，剩下的兩個小時的路，幾乎是一路小跑……” 

　　扁擔挑水兩頭擱，顧得了一頭，顧不了另一頭。王順友對家人的愧疚或許是他一輩子都無法釋懷的。他說：“馬班郵路總得有人去走，就像當年為了革命勝利總得有人去犧牲。為了能傳達黨和政府的聲音，為了能讓更多的鄉親們高興，我這個小家舍了！”小家舍了，路上的家卻讓他付出了幾乎生命的全部。在這個家，馬是他的最愛。他說：“這么多年，跟我度過最苦、最難、最多的日子都是馬，我跟我妻子兒女在一起的日子還沒有跟馬在一起的多，我心里所有的話都跟馬說過！” 

　　20年里，王順友先后有過30多匹馬，他能說得出每一匹馬的脾氣性格，還都給它們起了好聽的名字。其中有一匹叫青龍的馬，一身雪白，跟上他的時候只有5歲，一直伴他走了13年。這匹特別有靈氣的馬，能記得王順友在郵路上每一處習慣休息的地方，每當天色漸晚，看到主人因疲倦而放慢了腳步時，它就會用嘴咬咬他的肩頭，意思是說快點走。然后，便會獨自快步向前走去，等王順友趕到休息的地方時，它早已安靜地等候在那里了。 

　　讓王順友最為刻骨銘心的是，這匹馬救過他的命。 

　　2005年1月6日，王順友在倮波鄉送完郵件后往回返，當他牽著馬走到雅礱江邊直奔吊橋時，不知怎的，青龍四個蹄子蹬地不肯走了。僅差十幾米遠，王順友看到一隊馬幫上了吊橋，他想同他們搭個伴，便大聲喊：“等一等……”可他的青龍一步不動。正當他急得又拉又扯時，一個景象讓他驚呆了：吊橋一側手臂粗的鋼纜突然斷裂，橋身瞬間翻成九十度，走在橋上的3個人、6匹馬全部掉到江中，轉眼間就被打著漩渦的江水吞沒了。半天，他才回過神來，抱住他的青龍哭了。 

　　這匹馬現在已經18歲，他把它寄養在了一個農戶家，隔上一些日子就會去看看。他說，平原上的馬一般壽命30年，而天天走山路的馬只能活20年。像青龍這樣的好馬，他還有過幾匹，但有的老了；有的傷了，也有的已經死了。縣上和省里的電視臺拍了不少他和馬在郵路上的片子，他從來不看。因為一看到他的那些馬，心頭就會流淚。20年里，他給了馬太多的愛。 

　　在他每個月拿到手的800多元工資中，光買馬料就要貼上200元。盡管單位每月發的70元馬料費夠吃草，可他還要給馬吃很多苞谷。他常說，馬只有吃得好，身上才有力氣，走路才走得兇。 

　　郵路上，即使走得再苦，他從來舍不得騎馬，甚至當看到馬太累時，他會把郵包從馬背上卸下來，扛在自己身上。 

　　馬給了王順友太多的安慰。 

　　他最愿看的電視節目是賽馬；他最愿去的地方是馬市；他最感激的人是北京密云郵政局職工哈東梅和涼山州委書記吳靖平，還有幾位他叫不出名字的捐贈者，他現在的兩匹馬就是他們送的。記得他第一次接過吳書記送的那匹馬時，來不及說一句感謝的話，一把拉過馬頭，雙手扳開馬嘴看牙口，連聲道：“好馬！好馬！”說完就流淚了。因為他沒有想到，20年，他只是干了自己應該干的事，卻得到了這樣貼心的鼓勵。他說：“只要能走得動，我就一直走下去！” 

　　真的無法想象沒有馬的日子王順友該怎么過。前不久，他作為全國勞模去北京開會的那幾天，每天晚上躺在賓館松軟的床上，就是睡不好。他說，和馬在一起睡慣了，有馬在，心頭就安穩，沒馬在，心頭空落落的，即使瞇一會兒，又夢見自己牽著馬走郵路。 

　　三個家，三重情，三份愛。王順友因它們而流淚，也因它們而歌唱；因它們而痛苦，也因它們而幸福。有人問，這三個家哪個最重要？他說：“哪個都放不下。”放不下，是因為連得緊。三個家，家家都連著同一顆心，一顆為了馬班郵路而燃燒的心！ 

　　如果說馬班郵路是高原上的彩虹，他就是繪織成這彩虹的索瑪 

　　王順友牽著馬一步一步專注地走著，從后面望過去，他的背駝得很厲害。 

　　在一般的工作崗位上，40歲正是一個黃金年齡，但對馬班郵路上的鄉郵員來說，40歲已經老了。和其他的鄉郵員一樣，王順友患有風濕，頭痛，胃痛等各種病癥，另外，他還患有癲癇病，現在每天要靠吃藥控制病情。 

　　這位在木里的馬班郵路上走得年頭最長的人，還能走多遠呢？ 

　　他說：“走到走不動為止。” 

　　記者問：“如果讓你重新做一次選擇，還會走馬班郵路嗎？” 

　　“那不會變。”

　　“為什么？” 

　　“馬班郵路把我這一輩子的心打開了，為黨和政府做事，為鄉親們做事，讓我活得舒坦，敞亮！也讓我覺得，自己在這個大山里是個少不得的人呢！” 

　　“在一般人看來，一個牽著馬送信的人能有多重要？” 

　　“我們木里山太大，太窮，沒有郵路，鄉親們就會覺得心頭孤獨了。現在我們有十幾條馬班郵路，十幾個鄉郵員，每個人跑一條路，不起眼，可所有這些路加起來，就把鄉親們和山外面的世界連在一起了，就把黨與政府和木里連在一起了！” 

　　記者的心被一種熱辣辣的東西漲得滿滿的。 

　　5月的涼山，漫山遍野盛開著一片一片火紅的花兒，如彩虹灑落在高原，恣意爛漫。同行的一位藏族朋友告訴記者，這種花兒叫索瑪，它只生長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原，矮小，根深，生命力極強，即使到了冬天，花兒沒了，它紫紅的枝干在太陽的照耀下，依然會像炭火一樣通紅。 

　　噢，索瑪花兒……